◎徐祁蓮【原文刊於2007/10/11 聯合報】

我交遊不廣,至親好友屈指可數,因此必赴的婚喪喜慶不多。這次破例參加了一位並非至親好友的追悼會。交情不深,赴會時的心情也就不沉重。卻沒想到這歷時一個半小時的追悼會使我感觸良多,獲益匪淺。
我們系有個傳統,每周五下午邀請外地的學者來演講。初來此校時我注意到有位溫文儒雅的長者每次必到。原來他是一位退休教授,曾任此系的系主任二十年之久。幾年前本系擴建,蓋了一間視聽俱佳的大教室,就以這位老系主任的名字命名。從此周五的演講就有了理想的場地。十幾年來我們就只在此相見,直到上學期的最後一次演講。然後就聽到他過世的消息。

幾年前逝者為了健康不佳的妻子,兩人一同住進養老院,妻子去世後他就留下來住。美國電視故事裡出現的養老院不是十分豪華便是萬分恐怖。這是我頭一次走進美國的養老院。很樸實、安靜、整潔。這個中西部的大學城冬季很冷,不像不知寒冬的佛羅里達和亞利桑那州,美國老人退休後趨之若鶩。留此的老人不是因為兒女居住在附近就是不願離開這個文化學術活動頻繁的小城。逝者是屬於後面的一種。

會場就在逝者生前居住的養老院中一間臨窗的大廳,沒有鮮花,也沒有其他裝飾。與會者百人左右,其中白髮蒼蒼甚至用輪椅者多是逝者院友。其他就是家人和同事了。

我到場稍遲,序曲已經結束。一位少女正在台上念一首詩。節目單上說那是逝者的孫女。念的是人們熟知的,十九世紀英國女詩人克莉斯緹娜‧羅塞蒂(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1894)的〈記著〉(Remember)。我將它翻譯於此。

記著我,當我離去,
去到遠方那死寂之地;
當你再不能牽手留住我,
我也不能再欲去還留。
記著我,當你再不能天天
傾訴你對我們未來的憧憬:
只需記著我;你知道
那時諫言與祈求都已太遲。

你若暫時把我忘卻
而後追憶我時,不要悲慟:
黑暗與腐朽中若留下
我過往的丁點思緒,
你應忘卻而怡然,那將遠勝於
因懷念而神傷。

接下來是逝者的兩位兒子追憶父親的身世與為人。我才瞭解為什麼序曲選自於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納(Bedrich Smetana, 1824-1884)的音樂《我的祖國》(Ma Vlast)。原來逝者本是捷克人,三歲時父親死於1919年的大流行性感冒。母親便帶著他投奔移民於美國中西部的親戚。他一生的頭三年住在皮爾森(Pilsen),地處如今的捷克,也正是斯梅塔納讀過三年高中的城市。

他成長的環境並不富裕,家裡靠經營一間小電影院維生。從小就在電影院清場後掃地、收捲影片。但他聰明好學,獲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

他的長子說得好。他說如果我反映我對父親的看法可能不完全正確,就像鏡中反映的影像左右相反,所以我來反映別人對父親的反映,這樣就不是左右相反,而是正確的影像了。真的,親人與同事,還有養老院院友所反映出來的都是同樣的影像———一位謙謙君子。他們都說從未看到逝者動怒提高嗓音。一生如此漫長,這哪裡是容易做到的? 鄉愿易為,謙謙君子卻難當。君子有所為,亦有所不為。是君子便有堅守的原則。兩位上台致詞悼念的同事都是在他任上聘用的,都深知何處是界限!

這界限是原則的界限,而不是把人畫到線外。在1960年代末期,反越戰、反傳統的烽火點燃美國大學校園。人們問他,身為保守思想的人,怎麼縱容那些反叛的年輕新教授?他說這些年輕人有嚴肅認真的態度,他們應有空間從事他們認為有意義的改變。若是世上掌權的人都能這麼想多好!

在整個追憶悼念的過程中,除了那首詩以外,沒有傷感的話,也沒有吹捧的話。因為兩者都是對逝者的不敬。他知足常樂。認為自己除了三歲喪父以外,一生都十分幸運。世上有多少三歲喪父的人能不埋怨老天不公平的?他是生物學家,對自然界充滿了興趣,常讚嘆地球上生命的誕生是如此美妙。而在死前幾天又說死亡的存在也是如此美妙!什麼樣的人能如此熱愛生命,又能如此坦然的迎接死亡?

此時樂聲再度響起,是熟悉的德弗乍克(Antonin Leopold Dvorak, 1841-1904)的《新世界交響曲》(From the New World)。另一位故國的作曲家。和逝者一樣,德弗乍克來到美國中西部,探訪移民於此的捷克親戚。新大陸當中這片豐饒的土地、廣闊的天空賜給他生命的活力,創造的靈感;也賜給我們一位平凡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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